一趟三难

■卢一萍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许多年前，老丁刚上阿里时，狮泉河整个儿就是一片红柳滩。连队战士出去放羊，得用棍子缠一块红布，高高举起，以遥相呼应，不然，谁去哪里了，很难知道。整个狮泉河最高的建筑，就是连队的哨楼，两层。连队盖的房子全是土坯房。狮泉河周围的沙土没有黏性，战士们就把牛屎马粪装在麻袋里，在河水里把粪漂走，留下草渣，再把草渣与白石灰和在一起抹墙。抹出的白墙引得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全来参观，说这真是不得了哇，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就是神仙了。

现在，无论多么荒僻的地方也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。现在的阿里，已几乎有了现代社会所有的一切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老丁的心一直偏着阿里。他说：“我后来在新疆工作，但由于在阿里待得太久了，心里总记挂着那儿。每当看到火车装满了东西，我就想，这一车东西要是给阿里就好了。”

老丁的话，让人确信阿里的确就是他的家。虽然那里的极端艰苦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，可儿不嫌母丑，老丁对阿里这个家的情感一直非常深。

他告诉我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阿里官兵住的还是泥巴土块垒起的地窝子，睡的是下面垫羊粪、上面抹泥巴的土炕，不通电话，不通公路，给养物资靠牦牛、羊群驮运，吃新鲜蔬菜比吃山珍还难。他最后有些惋惜地说：“可惜你们现在吃不上用羊群驮到哨卡的食品了。无论大米、面粉，还是白糖、酱油，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股呛鼻的羊膻味、尿臊气。那风味，真是独特。”

那种独特的风味，可能只有那个独特时期的边防官兵可以品尝了。

那年边防建设的序幕拉开后，老丁高兴得几夜合不上眼。他当时任县人武部政委。施工大军还没有上山，他就带着战友们干开了。他整天泡在工地上，每天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。高原施工，付出的体力要比山下多十几倍。

有一次天快黑时，别人已经收工，他想把最后一点土方挖完，没想到干着干着就晕倒了。这是很危险的高原晕厥。当时周围已没有一个人，幸好一位上山送物资的汽车司机发现了他，才把他救醒。司机以为老丁是个老兵，就说：“老伙计，你都成老兵了，家里一定还有老小，你该悠着一点儿。你想想，要不是碰上我，你就报销了。”

“没事的，我命大，这不就碰着你了吗。阿里高原施工期短，大家都和我一样，能多干点就多干点，都怕把工期给耽误了。”

“我得把你的事给你们政委讲一讲，你这样没死没活地干，至少也该立个功。”

“那倒用不着，比我辛苦的人多的是，就是该立功了，政委也知道的。”

但这位司机还是执意要找政委。搞得老丁只好告诉他：“我就是政委。”

有一次，他送新兵上山，一趟差点儿死了三次。

四月天，江南已经热起来，新疆叶城也有了暑气。新兵们初上高原，觉得好玩，一出叶城，就歌声不断，伸着脖子嗷嗷地一路唱歌。

老丁很感动，忍不住也随着新兵们吼起来。然后，他摸了摸头发稀疏的脑袋，感叹地对同车的干部说：“当年我也是唱着歌上山的。20多年了，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高原上，才使今天的阿里边防牢不可摧。可惜我年纪大了，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干多久。把阿里从我的心里抽掉，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寄托了。”

歌声不知不觉变弱，最后新兵们默然了。往外一看，已到库地达坂的脚下。高原反应开始折磨这些新兵们，几小时前还嗷嗷叫的战士这时正趴在后车挡板上哇哇呕吐。有些新兵因为难受，甚至哭起来。

老丁让车队停下，稍事休息，让战士们服用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。然后，他对战士们说：“上阿里的路，是勇敢者的路，是英雄之路。我们难道还能被喀喇昆仑吓退吗？我们就是把五脏六腑吐出来，也要上到阿里高原去。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？”

新兵们一声高吼：“有！”

“继续前进！”老丁命令车队。

冬去春来，积雪消融，山岩犹如豆腐渣，稍有震动，便会引起垮塌。为保证安全，老丁把车辆编队做了调整，把一辆拉物资的卡车和自己的车排在了前头探路。

车队艰难地爬上了库地达坂。

突然，老丁听见了一声冰河断裂的声音。他猛地对身边的司机大吼了一声：“停车！”汽车刚一个急刹停稳，就看见积雪崩塌，从山顶轰隆隆呼啸而来，狂泻在了车前。他感到眼前一黑，车被积雪埋住了。

后面的新兵赶快跳下来，用铁锹和手从雪中掏挖自己的政委。待把老丁掏出来，他已憋得呼吸急促，脸色青紫。

如果没有及时停车，再往前开一点，就处于雪崩中心，那就危险了。他大喘了几口气，拍打着皮帽子上的雪说：“真悬，都摸着阎王爷的鼻梁子了。”一句话说得惊魂未定的新兵们笑了起来。

折腾了大半天，终于把道路疏通。他让大家赶快往前闯。车队刚过完，一大块坚冰就砸了下来。新兵们说，政委是“天眼神耳”。老丁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昆仑大学只收学生，但没有合格毕业之说。我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这大学的学生，后面的考验还多着哩。”

接下来是从红柳滩到多玛。阿里军人有句口头禅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红柳滩到多玛。”他担心把新兵吓坏了，又补充了一句：我们阿里军人还有句口头禅，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阿里军人他怕谁。”算是给新兵们壮了胆。

从红柳滩到多玛360公里，海拔全在4500米以上。很多地方寸草不生，绝大多数道路艰险坎坷。当时正赶上冰河涨水，河水漫溢，到处是水洼和泥泞。车一开进水里，就辨不出路在何方了。这时车千万不能乱闯，稍有偏差，车子都可能滑下路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老丁在阿里跑久了，对路线已熟若手纹。他心一横，牙一咬，脱去棉裤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，为汽车引路。12台车，老丁导引了12趟，花了8个小时。车辆全部脱离险境之后，他却因劳累和寒冷，一头栽进了冰水里。战士们把他捞进驾驶室，换了衣服，他还没有苏醒过来。此后半年多的时光里，他的双腿痛得没地方搁。那次造成的静脉曲张，必然要伴随他一生了。

他在讲起那次死亡体验时却是笑着的，甚至把失去知觉的感觉描述得很美妙。他说：“进入冰水以后，别的啥感觉都没有，唯一的感觉就是牙疼，那种疼特别难以忍受。桌面大的冰块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的腰和腿，有的地方被冰块锋利的棱角撞伤了，渗出了血，但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再后来，连牙疼的感觉也没有了，身体仿佛已离我而去，脚变成了鱼尾巴，似乎可以在水里自如地摆动。头脑里也轻飘飘的，好像里面只有云彩，身体一下很轻，像是成了神仙似的。”

老丁自己把那次经历概括为“一趟三难”。躲过了两难，第三难又来了。他们被泥石流困在了“死人沟”里。

车在“死人沟”抛锚是最倒霉，也是最危险的。这一带环境特别恶劣，一旦滞留于此，便极其危险。

在泥石流中刨了半天车，大家弄得如泥人一般，也没把车弄出来。夜幕降临，风如狼嗥，寒气逼人。老丁只好带着大家退到避风处，等待救援。

这一等就是三天三夜。

车上的干粮吃光了，就剩下驾驶员带给别人的几斤干辣椒，也只好拿出来分着吃。

辣椒很快吃光了，但救援队还没到。饥寒交迫，再加上高原反应，每个人都痛苦不堪。

坚持到第7天早晨，好多人已写了遗书，救援的车队终于赶来了。

老丁告诉我：“那时在阿里，活过来是一种幸运。如果真的死去，也无悔无憾。我老丁只是一个普通的阿里军人。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。”

采访结束，他给我们唱了一首他在阿里底雅乡听到过的民歌。歌词优美、简洁，内涵却深刻、博大：

天地来之不易，

就在此地来之；

寻找处处曲径，

永远吉祥如意。

他哼着这歌，显得沉醉，像是重新回到了阿里，回到了世界屋脊。

作家小记

卢一萍 　1972年10月生，四川南江人。1990年3月入伍，历任战士、边防排长、干事、文艺创作员，2016年退役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白山》，小说集《帕米尔情歌》《天堂湾》《父亲的荒原》《名叫月光的骏马》《无名之地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八千湘女上天山》《祭奠阿里》等30余部。作品曾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国出版政府奖等。

（本版插图：陆千波；插图制作：王 凤）